回顾发展历程，中国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政党到新民主主义政党，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道路。

海外洪门与华侨政党

爱国的华工、华侨群众基础。洪门出现于明末清初，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民间秘密组织。18世纪起，福建、广东等省的劳苦大众大量流亡到海外谋生，也使得洪门随着移民流传到海外，华工作为劳工阶层，在海外谋生，只能靠互助共济，维护自身权利，于是华工、华侨寻求洪门组织，逐渐形成了团结互助的海外洪门组织。对家的恋、对宗亲的义、对家乡的思念，支撑着远行打拼的游子。孙中山的革命宣传进一步激发了华工、华侨的爱国情怀，也使他们意识到：中国不强大，华侨没地位。海外洪门在维护海外侨胞利益的同时，团结了广大受苦、受压迫的华工、华侨，自身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成为一个爱国的群体。

海外洪门支持辛亥革命。美洲洪门致公堂是规模较大、力量雄厚的海外洪门组织。为了得到海外洪门的支持，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国安会馆，并帮助改组致公堂。同年5月，孙中山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重订致公堂新章要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为致公堂的宗旨。改造后的洪门组织，思想政治觉悟得到提高，逐步从秘密结社的反清复明的堂口，转变为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会党组织。对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海外洪门给予了重大支持，孙中山曾赠言：“华侨乃革命之母”，充分肯定了华侨的历史贡献。

海外洪门组党。1923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的《缘起》中写道：“我洪门为复国、强国而起，为保国而存，为富强国而力图进取。”辛亥革命后，致公党的成立，是致公堂在爱国主义情怀中，完成其政治属性的历史转变，取名致公党，提升了组织结构，并把洪门致公的爱国主张落到实处，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

华工、华侨是洪门的群众基础，也是致公党的群众基础，早年党堂的关系是党堂不分，党领导堂。正如雷荣珂所言：“致公党的华侨的阶级构成是各种无产工人，各阶层农民。”可以说致公党不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劳动群众为主的政治组织，这和以工、农为群众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有天然的相似。致公党“一大”政纲（《中国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提出的“一进而求国际永久之和平，再进而求大同主义之实现”理念，与共产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也多少有些相似。

建党早期 探索中国革命

目睹国民党独裁腐败没落，开启助共之旅。国共合作失败后，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党天下”和四大家族的“家天下”。国民党倒行逆施，迫害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制造了1936年“七君子”事件，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任锐勋与300余位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明确指出沈钧儒等7人爱国无罪。致公出于爱国公心，同情共产党。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海外侨胞也纷驰急电，反对“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行径，让致公党人认识到国民党的“党天下”与致公党的“公天下”是不同的理念。

1945年前后国共两党对时局不同的表现。经过抗战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也更加成熟，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明确表达应对“大事变”的思想。毛泽东还提交了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新的全面阐释，提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这无疑将被广大有识之士所接受。反观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顾人民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要求，大捞胜利之财，腐败更进一步。两党对抗战胜利后的表现，包括致公党在内的民主人士是不会不关注的。

抗日救亡 认同中国共产党

投身抗日爱国救亡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致公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并号召华侨积极参与。1931年，致公党“二大”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10月10日作出反应，“通告各埠党部，准备救国事宜”；11月6日，致公党“二大”发出的通告第一号，还提出：“国难当前，责无旁贷，急起直追”；致公党并发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致公党领导人于10月10日和12月1日相继发表文章，号召：“停止内事（争），共御外侮”“采取超越党派，实行国民自决主义，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由此，致公党秉承爱国主义，其政治理念是支持与各政体及社团合作抗战，仅在1931年12月中旬前，就筹得10万银圆，由致公党人陈演生、马育航、钟秀南等化装成商贾送交东北义勇军。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堂（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辞去其他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5年之久，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同时也支持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因抗战与中共相认、相知到合作。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李济深、蔡廷锴为洪门中人）等原粤军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与苏区红军代表潘汉年在江西瑞金签订《反蒋抗日初步协议》，至此步入反蒋抗日联共的新轨道。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陈其尤档案记载，“福建事变致公党也参加策划起事”，这说明致公党在支持抗战的同时，还积极寻求包括中共在内的抗日力量的接触，兑现“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承诺。

1938年，陈演生派钟秀南回海丰支持“海陆丰旅港同胞回乡服务团”回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频繁与中共海丰县委和东江纵队接触。1939年2月，统率委员会支持中共东江在海丰活动，为中共海陆丰县委筹集了一批枪支、弹药，为建立中共领导的汕尾自卫团第五中队（30余人）出了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香港市工委和海委引导下，1937年8月开始，在港的海陆丰同乡会等组织回乡救亡服务团，参加并推动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2月，在中共的推动和支持下，南洋惠侨乡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员工会）、香港海陆丰同乡会在香港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1939年1月，以香港惠阳青年会、香港海陆丰同乡会所组织的两个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在惠阳县的淡水正式成立“东团”。船家和海员中有很多洪门中人，因陈演生是香港海陆丰同乡会长，也间接说明“东团”的成立有致公党的身影。

张友仁在惠州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募捐筹款，赈济难民，收容难童，为中共领导“东团”提供了活动场所，营救革命同志；刘锦汉在香港任南洋救亡总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和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主任，从事抗日救亡工作；郑天保受叶剑英委托与曾生、叶锋等同志在惠阳、宝安等地发动当地人民进行武装斗争，于1938年10月参与组建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即东江纵队的前身），任副队长兼参谋长；叶少梅在郑天保的邀请下，参加抗日斗争，掩护抗日民主活动，与东江纵队联络员互通情报，共同战斗；1942年3月，钟秀南等致公党人帮助何香凝、柳亚子等进步人士安全离开香港，在海丰登陆，再由中共海丰地下党护送到粤北。

1941年，在菲律宾的许志猛联合洪门爱国人士，建立了“洪门复兴委员会”，还与洪门及爱国青年师生组成了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马来亚的官文森组织惠州救乡会，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出资组织了“文森队”，回国参加抗战；1945年4月，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负责人司徒俊葱参加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招待会，并于6月11日邀请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参加会议的董必武，作《中国共产党之基本政策》的主题演讲，发动洪门人士做好保卫工作。

致公党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共产党一道，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努力。对比国共两党，致公党更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只有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才能救中国，中国的振兴才有希望，海外华侨才有靠山，才能为人民谋幸福，求大同天下。

走进新政协 历史的选择

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国民党的希望破灭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中国致公党重新找到明确的政治方向。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新政纲中明确指出：“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在普选的条件下，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为保障民主，国家政体采取民主集中制”，标志着致公党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1948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立即得到中国致公党的拥护。5月5日，包括致公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电报响应。6月9日，中国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可以说：致公党是最早，也是最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民主党派。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在香港总部留守，未出席会议）、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作为代表参加会议。24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着重阐述制定和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的重要意义，表示拥护赞成，并代表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共同纲领签字，承认《共同纲领》，接受共产党领导。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陈其尤等致公党代表及致公元老司徒美堂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开启中国致公党历史的崭新一页。

致公党早期的发展是与中国的革命密切关联，成立初期，处于政治上的幼稚阶段，遭受过极大的困难和挫折，组织活动曾一度停滞，在思想上也出现迷茫困惑，不知何去何从。但爱国是致公党的基础，谁爱国就支持谁。致公党人以朴素的感情寻求致公党的发展道路，在投身抗战、接触共产党人后，逐渐接受其先进的理念，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研究致公党早期历史，探究致公党如何一步一步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对讲好中国故事，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25年是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中国致公党百年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经受的苦难和忧患，见证了不同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的比较和实践。回顾这段历程，更能感受到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初心所在，也更能深刻理解和体会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陈颂原，单位：致公党中央组织部；作者：陈木金，单位：致公党厦门市委会）